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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几何

更新时间:2020-06-29 04:37点击: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美国经济的需求端受到结构性冲击,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劳动失业迅速增加,资本市场剧烈震荡。美国财政政策面临债务高位膨胀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受到利率期限结构倒挂等约束;美国会更加倚重对外贸易并继续主导全球治理。美国将会有选择地扩大进口,实施差别化贸易政策;对必需品降低进口关税,对可替代品提高进口关税,以弥补财政赤字和保护本国经济。美国经济恢复常态离不开全球经济恢复,美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协调。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会使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企业大量关闭;在长期,新冠肺炎疫情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美国GDP为21.4万亿美元,占全球约24%。美国社会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举足轻重。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和美国政策应对趋向,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运行态势。

  2020年2月25日,高盛(Goldman Sachs)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从1.4%下调至1.2%,指出疫情将拖累美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4月13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5.9%,低于-3.0%的世界平均水平。

  一是需求端受到结构性冲击。随着疫情蔓延扩散,口罩等疫情防控用品在美国出现严重短缺。2020年3月3日,美国参议院健康委员会表示,美国医务人员需要35亿只口罩,但可以供应的只有3500万只左右。3月18日,特朗普动用1950年《国防工业生产法》,赋权联邦政府强制要求私营企业生产或提供服务以应对疫情;3月27日,特朗普签署《国防生产法案》行政令,要求通用汽车生产呼吸机。4月8日,美国卫生部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3万台呼吸机生产合同,总价值近5亿美元。

  受疫情防控和恐慌情绪影响,美国大批消费者涌入各地超市,争抢清洁用品、洗手液、消毒产品、纸巾、瓶装水以及各种罐头食品。与此同时,美国航空运输业需求急速下降。为了应对客流量下降和航空业不景气,美联航3月4日宣布4月起减少国际航班20%,减少美国国内航班10%。

  二是企业大面积停工停产或转变经营模式。疫情在美国本土蔓延扩散后,微软、脸书、谷歌、亚马逊、推特等众多企业受到冲击。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2020年4月1日的数据显示,3月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从2月的50.1降至49.1,美国制造业活动陷入萎缩,通用、特斯拉等多家汽车制造商宣布暂时停产。

  三是劳动失业迅速增加。2020年4月2日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美国当周初申请失业金664.8万人,超过前一周的数字328.3万人。4月16日美国劳工部申请失业救济数据显示,美国总失业人口超过2200万,劳动失业率至少达到17%,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高峰失业率的10.6%,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失业率。

  四是资本市场震荡史无前例。2020年2月至3月,美国股市剧烈波动。2月26日,道琼斯指数下跌1031点,下跌幅度3.56%。2020年3月2日美国三大股指收盘全线日,美股全线收跌,三大股指均下跌近3%;3月4日,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日,美国三大股指均下跌超过3%;3月6日,标普500指数收跌1.71%。3月9日至3月19日的10天时间美国股市经历了四次熔断。

  第一,紧急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美国推出的财政措施包括疫情防控和经济刺激两个方面。2020年3月4日,美国国会公布8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方案,其中30亿美元用于疫苗研发、治疗和诊断,22亿美元用于疫情预防和应对工作等。3月6日,特朗普签署83亿美元的紧急支出法案,用于帮助医疗系统。3月18日,特朗普签署约1000亿美元紧急支出法案,包括向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提高失业保险金额度和允许带薪病假等。3月28日,特朗普签署2.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月30日表示,美国考虑采取第四轮经济刺激法案以实现经济复苏,包括取消对州和地方减税设定上限、增加对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联邦援助,以及进一步向美国人直接发放现金补助。财政部长姆努钦4月1日表示,美国财政部正与国会讨论基础设施法案,希望第四轮法案在五年内投入7600亿美元,支持社区卫生中心、安全用水、宽带接入、道路和桥梁以及铁路等设施改善。

  第二,财政赤字率过高加剧了美国债务压力。巨额财政支出加大了美国财政负担,使得已经高位运行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的财政赤字不堪重负。2016年至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率均高于实际GDP增速。2017年美国共有16个州财政赤字率高于2%,33个州由财政盈余转为财政赤字,其中夏威夷州财政赤字率从2016年的1.4%上升至2017年的4.0%,西弗吉尼亚州2016年财政盈余率为1.1%,但2017年财政赤字率达到2.8%。2019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接近1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率4.64%。2019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率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税率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08年美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5%,2017年特朗普减税后大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统一下降至21%。巨额财政支出将引起美国财政赤字飙升幅度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为1.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率9.79%。

  2019年的美国外债余额处于历史高位。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19年美国外债余额为20.4万亿美元,远高于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也高于次贷危机后的水平。2007年美国外债余额约13.4万亿美元,随后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

  匆忙重启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至1%-1.25%。3月16日,美联储降息10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1%-1.25%下调到0%-0.25%。同时,启动规模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在未来几个月内至少增加持有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至少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月23日,美联储开启“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7000亿美元的基础上额外建立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计划以支持信贷流向就业、消费者和企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重启的解释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改变了看法,美联储看到了经济系统中的风险,因此选择采取行动应对疫情对经济影响。然而货币宽松面临四个约束条件。

  一是美联储量化宽松目标不够清晰。美联储紧急降息和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基于美国股票市场震荡加剧,直接目标是稳定股票市场指数,没有涉及到具体金融机构救助,也没有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列出企业救助名单,明确给出经济增长目标或劳动就业目标,这就使量化宽松操作拟达到的目标缺乏针对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经济衰退叠加打乱了美联储一贯稳健的行事风格。鉴于特朗普政府催促,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影响很不确定的情境下,美联储只是机械性地按照金融危机经验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点与2008年美联储量化宽松操作有很大不同。2008年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政策以前进行了10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从2006年6月29日的5%-5.25%降至2008年12月16日的0%-0.25%。这些操作为美联储充分掌握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且2008年只有次贷危机一个冲击因素,这次则不同。尽管2019年美联储有3次降息,但是2020年除了美国经济低迷外还有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

  二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高位膨胀。2008年量化宽松开始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8700亿美元,占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4.34万亿的6.1%。2014年10月第三轮量化宽松结束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4.5万亿美元,占20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7.4万亿美元的26%。2019年12月26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为4.17万亿美元,占201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1.43万亿美元的17.7%。2020年3月16日开启量化宽松操作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绝对规模是2008年的近5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规模是2008年的近3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高位会限制量化宽松操作空间,形成巨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2020年4月8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一周前的5.86万亿美元迅速扩大至6.13万亿美元,达到美国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以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高位膨胀扩张,势必会大规模释放流动性,推高道琼斯指数,催生金融幻觉,在存量货币重新流通后会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鉴于物价稳定要求,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膨胀方面会非常谨慎,其承诺的“无上限”资产购买计划,落实操作时必然会遭遇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压力。

  三是道琼斯指数上涨的金融泡沫威胁。较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始时期,2020年3月16日道琼斯指数已经处于历史高位。2008年12月26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0.25%区间时,道琼斯指数收盘为8515点;2014年10月30日美联储全面结束量化宽松资产购买当天道琼斯指数收盘约17000点。2008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实施到结束,道琼斯指数上涨约2倍。

  2020年3月23日道琼斯指数收盘18591点,同日美联储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按照2008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后的道琼斯指数2倍涨幅,如果是相同强度的量化宽松操作,意味着2020年3月23日以后道琼斯指数将上升至36000点至40000点。否则,货币政策基于股票市场的传导作用就很有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影响广度和深度远超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不同于2008年金融机构倒闭和金融资产价格下跌,根源在于人口不能正常参与经济活动,供给和需求受到双重冲击。在此情形下,必须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维持企业和金融稳定,以缓释经济系统困境。但是,货币宽松持续时间决定于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间,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大小取决于美国经济衰退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0年美国-5.9%的经济增长估计远低于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2.76%水平,不考虑其他因素时恢复经济需要道琼斯指数至少有4倍的涨幅,也就是说道琼斯指数要上涨到72000点。如此高的道琼斯指数除了金融泡沫外,会严重影响市场对金融信任,可能会是更大规模的经济金融灾难,这将是高悬在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上方的极其危险的金融堰塞湖。

  四是国债收益率倒挂显示企业长期投资信心不足。2018年至2020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多次倒挂。2018年12月21日,1年期国债利率为2.62%,高于3年期国债利率2.61%;2018年12月28日1年期国债利率为2.57%,高于3年期国债的2.50%并高于5年期国债的2.56%。2019年3月22日美国1年期国债利率为2.45%,高于3年期国债2.24%、5年期国债2.24%和10年期国债2.44%。2019年10月18日,美国1年期国债利率为1.58%,高于3年期国债1.56%,5年期国债1.56%;3个月期国债利率0.42%从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3月11日,一直高于1年期国债利率0.40%。2019年5月23日至10月10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低于1个月和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美联储分别于2019年8月、9月和10月实施3次降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上升。2020年2月14日至3月9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再次出现倒挂,美联储两次降息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上升。国债长期收益率低于短期收益率反映了市场对长期资金需求不足,长期投资需求不振,经济增长前景堪忧,这会增加美联储降息和量宽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的难度。

  一是有选择地扩大进口贸易。面对供给和需求双重冲击,美国需要增加紧缺商品进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在限制防疫物资出口的同时也鼓励防疫物资进口。2020年3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27家美国企业总计100多项自中国进口的医疗相关产品,予以关税豁免。3月12日,美国取消对部分中国进口医药用品加征关税。4月2日,特朗普阻止3M公司向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出口防护口罩。4月3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阻止出口N95口罩、外科手套和其他医疗防护装备。4月8日,美国海关开始扣留出口医疗物资。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常态需求,对必需品降低进口关税和对可替代品提高进口关税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以达到获得关税收入弥补财政赤字目标同时又可以保护美国本土企业。美国进口的新鲜大蒜有2/3约1.99亿磅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农业部(USDA)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蒜运输成本上升,中国停工停产大蒜供应不足,2020年2月上半月一串五颗装的大蒜在美国的平均售价为1.425美元,较2019年同期上涨29%;中国出口到美国加州的每箱30磅的批发大蒜价格达到85至87美元,累计涨幅达到60%。美国对大蒜等商品依赖中国,从降低财政负担和恢复经济考虑,降低这类商品进口关税是美国的必然选择。此外,美国会有选择地与非竞争性国家增加贸易往来,与竞争性国家减少贸易往来,通过增加进口来维持国内消费和生活必需品供应。

  二是美国贸易逆差上升是必然结果。经济增长短期下降和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时,为了保持平滑消费,一国进口会迅速增加,国际贸易逆差会显著上升。这一点可以对照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的进口数据变化。1923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15万,由地震及其引发的火灾、余震和海啸造成的财产损失占日本1922年GDP比重超过1/3。地震发生后,日本产出增长放缓,灾后重建需要投资,政府灾后救济扩大了公共开支。日本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由1922年1.2%上升到1923年的3.6%和1924年的4.4%。

  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已经肯定,财政支出已经大规模增加。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和“无上限”量化宽松操作,为美国扩大进口提供了可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财政支出增加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贸易逆差从2009年的3873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96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在2020年及以后一段时间一定会大幅度上升。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最依赖全球经济的国家。美国经济开放度全球第一,严重依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2018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为32.3万亿美元,流入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存量7.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3.1%,比位于第二位的中国香港6.3%高出近17%。2018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31万亿美元,美国流出6.5万亿美元,占20.9%,比位于第二位的荷兰7.8%高出13%还多。2018年,美国进口商品3.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占全球的12.8%,比位于第二位的中国10.4%高出2.8%;同期,美国出口商品2.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0%,比位于第一位的中国2.7万亿美元略低。

  2014年至2018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和FDI流入流出存量总和占年度GDP比重均超过90%;2018年为95.6%,远高于中国的63.97%。从进出口贸易和FDI流入流出存量总和占总人口比重来看,2018年美国人均经济开放度为59239美元,远高于中国的6163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冲击下,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经济全球化,不仅急需控制国内疫情,也急需全球疫情尽快控制。

  第二,美国会坚持由其主导的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经济开放度越高的国家越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二战结束后,美国倡导成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诸多国际组织。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开始转变。美国频繁“退群”是以守为攻策略,目的是坚持由美国主导全球治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国进口商品更加需要全球经济,国内生产恢复高度依赖国际直接投资进而严重依赖全球经济正常运转,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持全球治理最大限度地为美国开放经济服务。美国会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继续放弃其认为没有给美国带来对等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协定。美国“退群”会留下全球治理空白,破坏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美国在疫情期间选择与国际组织不合作,会加剧全球疫情蔓延,不仅不利于美国疫情控制,更不利于美国经济和社会恢复常态。美国会对此加以权衡。美国政府不会做它认为不划算的对外疫情防控援助。美国企业和美国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会通过民间渠道,参加对非洲等疫情严重国家援助,并形成政府和民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参与全球治理选择,这会加剧美国社会对如何参加全球治理的内部分歧。

  在深度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深度大联合时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扩散必须全球社会联手协同防控。全世界需要联手协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序运转,包括疫情控制后的全球经济复工复产复市。对于严重依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美国,在疫情过后恢复经济常态方面,会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恢复常态离不开全球经济恢复,美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协调。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会使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企业大量关闭;在长期,新冠肺炎疫情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IFDI与OFDI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项目编号:16ZDA04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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